在智慧城市的建設浪潮中，大數據分析、云計算、AI人工智能等全新一代信息技術交錯縱橫，在不斷整合創新中“城市大腦”成為了浪潮中大家競相追趕的燈塔。
近些年來，城市大腦、城市云腦、城市超級大腦、城市超腦等泛“城市大腦”觀念不斷涌現而出，北京、上海、杭州、廣州、銅陵等愈來愈多的城市參與到建設城市大腦的隊伍之中，期待以城市大腦為工具，解決目前智慧城市建設的瓶頸與困難。
1、從互聯網大腦到城市大腦
從本質上來看，智慧城市是基于互聯網的全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城市相結合的產物，含有互聯網的遺傳基因和特性，故此，智慧城市的建設發展就沒法忽略互聯網的發展趨勢和演變規律。
1983年，英國哲學家彼得·羅素創作了《地球腦的覺醒——演變的下一次飛躍》，他提出人類社會通過政治、文化、技術等各種各樣的聯系使地球成為了一個類人腦的組織架構，也就是地球腦或全球腦，“類腦”觀念開始出現。
伴隨著社交網絡的發展，大家開始探尋互聯網的類腦現象，劉峰博士提出，在不斷發展和演變中，互聯網正向著與人類大腦高度相仿的方向演變,形成互聯網大腦架構，互聯網將具有自己的視覺、聽覺、觸覺和運動神經系統，也會有著自己的記憶神經系統、中樞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統。
互聯網大腦觀念的明確可以說為城市大腦的提出打下了基礎。智慧城市做為互聯網與城市相結合的產物，勢必會承繼互聯網大腦的基本原理，也在所難免的向著城市大腦的方向發展。
關于城市大腦這個觀念，在領域內比較認可的是劉鋒在2015年提出，他覺得，城市大腦是互聯網大腦架構與智慧城市建設相結合的產物，是城市級的類腦復雜智能系統，城市大腦將會提升 城市的運作效率，解決城市運作中面臨的復雜問題，更好的滿足城市各成員的不同需求。
相對于互聯網大腦架構中與神經網絡的描述，在智慧城市建設中，大家更愿意用感知層、網絡層、平臺層、應用層等觀念區分智慧城市建設的各個階段，而平臺層就是城市大腦。
從其特性來看，更精準地說應該是數據庫或者數據中心，不過這個數據中心能夠通過云計算、AI人工智能等技術像人腦一般的“思索、計算、解決問題”；通過感知層的傳感器、移動終端、視頻采集設施設備等收集城市中居民、企業、政府機構、路燈、車輛、工場、道路、建筑等各個要素的信息；通過網絡層的物聯網、移動通信等技術實現廣泛性的聯接，進行信息的匯聚與回傳；通過城市大腦的分析、解決，為智慧城管、智慧市政、智慧社區等各領域的運用提供具體的解決方案。
通過多個層級的相互協作，產生良性的循環，不斷地的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處理問題、解決問題，促進智慧城市管理和運作的不斷地迭代升級，實現城市智慧化不斷進步，螺旋式上升，從而為城市中的人打造更宜居的環境，促進城市的和諧、可持續發展。
2、進擊的“杭州城市大腦”
提及城市大腦，杭州絕對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城市。杭州城市大腦始于2016年4月，從交通治堵開始，2016年10月，城市大腦正式推出；2018年9月，城市大腦推出2.0版，管轄區域擴張了28倍；2018年12月，城市大腦（綜合版）推出，城市大腦步入3.0建設階段，由交通正式延伸至產業發展、旅游服務、生態環保等領域。
歷經多年的迭代更新，城市大腦3.0加強了感知能力，將通過城市空間基因庫連接農田、建筑、公共交通等所有城市要素。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城市大腦還可以實現交通、醫療、應急、民生養老、公共服務等所有城市場景的智能化決策。
城市大腦將原來分散在各個部門、相互孤立的數據資源聯通共享，通過創建一個高速運行的城市“CPU”（中央處理器），不斷地提升政府的服務效能，讓決策更科學、讓生活更美好，讓杭州正在變成一座數字化系統治理之城，讓杭州在競爭“中國智慧城市第一城”道路上大有一騎絕塵之勢。
杭州做為首例提出并探索“城市大腦”的中國城市，杭州通過城市大腦實現了從“治堵”到“治城”，從“單一場景”到“綜合治理”的轉變和領域擴展。從治堵“工具”到治城“利器”，城市大腦變成支撐杭州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在智慧城市建設步入深水區的現階段，杭州的階段性勝利，讓城市大腦眾多智慧城市建設者在迷茫中的燈塔，為智慧城市今后的建設發展指引了方向。
北京的“海淀城市大腦”、上海的“城市大腦”、銅陵的“城市超腦”等越來越來的城市“類腦”項目落地實施，城市大腦變成前沿科技和產業的新一輪熱點。
雖說，各城市、企業，學術界，產業界關于如何規劃、設計、建設城市大腦的意見并不統一，但有一點是相通的，那便是創建一個“能思考、會感知、可協同”的數據中心，以此來打破智慧城市建設存在的數據孤島、煙囪林立等瓶頸。
3、城市大腦能否強勢“破局”
杭州城市大腦的出現的確讓杭州在智慧城市建設上走在前列，在政府部門的全力支持下，杭州有意無意地邁過了許多 智慧城市發展道路上的“坑”。城市大腦僅是實現城市治理的一個工具，或許以城市大腦為核心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智慧城市主流模式，但現階段包含杭州城市大腦在內的所有城市腦項目，處于傳統化治理和數字化治理的過渡期，或者說轉型期，還需要不斷升級和迭代，以適應新的發展需求以及新的問題。
此前，杭州市委發布《關于做強做優城市大腦要求全國新型智慧城市建設“重要窗口”的決定》，明確指出發展目標：
到2022年，信息孤島基本清除，公共數據資源實現共享，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感知、分析、決策能力得到突破，城市運轉的數字化映射實時展現，城市精細化治理水平邁上新臺階；
到2025年，城市大腦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實現全方位、全市域的綜合性運用，形成對城市整體狀態的即時感知、全局分析和智能處理，促進公共資源高效率調配、城市運轉效率大幅度提升；
到2035年，城市大腦深層次融進市民群眾日常生產生活中，同數字化賦能城市治理相適應的體制機制全方位確立，城市大腦成為杭州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獨特標識。
由此可見，杭州在數據孤島等智慧城市建設共性問題也無法獨善其身，即便有杭州政府這般的全力支持與促進，城市大腦在進行資源整合和數據信息聚集時仍會遇上非常大的阻力，數據壁壘依然存在。
這背后涉及到的不單單只是簡單的數據共享的問題，更加是涉及到各系統、部門之間的組織架構與權力界限的問題，數據開放更深層次的是各職能部門的權力稀釋，因此，存有阻力也并不難理解。
杭州這般，其他地方更甚，我相信沒有哪個城市可以保證對智慧城市建設的扶持力度比杭州還要大，各地大數據管理局或者大數據中心，在各地的政府部門中究竟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又有多少話語權，能否掌控和協調的各職能部門來滿足城市大腦需求，恐怕要畫上一個問號。
因此說到底，城市大腦僅是一個工具、手段，用這個工具來縱橫捭闔的終究還是人，城市大腦能否成為智慧城市建設“破局”的鯰魚，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做為承載著諸多期望的城市大腦，毫無疑問是現階段的最優解之一，同時城市“類腦”的觀念也釋放出了一個信號，智慧城市的建設最終必須要回歸于人，以人的問題為導向，智慧地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人需求的精細化治理的、智能的、綠色的、宜居的智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