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慧城市的建設浪潮中，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全新一代信息技術交錯縱橫，在不斷融合創新中“城市大腦”成為了浪潮中大家競相追趕的燈塔。
近些年來，城市大腦、城市云腦、城市超級大腦、城市超腦等泛“城市大腦”概念不斷涌現而出，北京、上海、杭州、廣州、銅陵等愈來愈多的城市參與到建設城市大腦的隊伍之中，期待以城市大腦為工具，處理當前階段智慧城市建設的瓶頸與困難。
1、從互聯網大腦到城市大腦
從本質上來看，智慧城市是基于互聯網的全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城市相結合的產物，具有互聯網的遺傳基因和特征，故此，智慧城市的建設發展就沒法忽略互聯網的發展趨勢和進化規律。
1983年，英國哲學家彼得·羅素編撰了《地球腦的覺醒——進化的下一次飛躍》，他指出人類社會通過政治、文化、技術等各種聯系使地球成為了一個類人腦的組織結構，也就是地球腦或全球腦，“類腦”概念開始出現。
隨著社交網絡的發展，大家開始探索互聯網的類腦現象，劉峰博士指出，在不斷地發展和進化中，互聯網正在向著與人類大腦高度類似的方向進化,形成互聯網大腦構架，互聯網將具備自己的視覺、聽覺、觸覺和運動神經系統，也會擁有自己的記憶神經系統、中樞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統。
互聯網大腦概念的明確可以說為城市大腦的指出打下了基礎。智慧城市作為互聯網與城市相結合的產物，必定會繼承互聯網大腦的基本原理，也在所難免的向著城市大腦的方向發展。
關于城市大腦這個概念，在業界內較為認同的是劉鋒在2015年提出，他認為，城市大腦是互聯網大腦構架與智慧城市建設相結合的產物，是城市級的類腦復雜智能系統，城市大腦將會提升城市的運轉效率，處理城市運轉中面臨的復雜問題，更好的滿足城市各成員的不同需求。
相較于互聯網大腦構架中與神經網絡的描述，在智慧城市建設中，大家更愿意用感知層、網絡層、平臺層、應用層等概念區分智慧城市建設的各個方面，而平臺層便是城市大腦。
從其特征來看，更精確地說應該是數據庫或者數據中心，不過這個數據中心可以通過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像人腦一樣的“思考、計算、處理問題”；通過感知層的傳感器、移動終端、視頻采集設備等收集城市中居民、企業、政府機構、路燈、車輛、工場、道路、建筑等各個要素的信息；通過網絡層的物聯網、移動通信等技術實現廣泛的聯接，進行信息的匯集與回傳；通過城市大腦的分析、處理，為智慧城管、智慧市政、智慧社區等各領域的應用提供具體解決方案。
通過諸多層級的相互協作，形成良性的循環，不斷地的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處理問題、解決問題，推進智慧城市管理和運行的不斷地迭代升級，完成城市智慧化發展，螺旋式上升，從而為城市中的人創建更宜居的環境，推動城市的和諧、可持續發展。
2、進擊的“杭州城市大腦”
提及城市大腦，杭州肯定是一個沒法避開的城市。杭州城市大腦起源于2016年4月，從交通治堵開始，2016年10月，城市大腦正式發布；2018年9月，城市大腦發布2.0版，所管轄范圍擴張了28倍；2018年12月，城市大腦（綜合版）發布，城市大腦步入3.0建設階段，由交通正式延展至產業發展、旅游服務、生態環保等領域。
通過多年的迭代，城市大腦3.0加強了感知能力，將通過城市空間基因庫連接農田、建筑、公共交通等全部城市要素。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城市大腦能夠完成交通、醫療、應急、民生養老、公共服務等全部城市場景的智能化決策。
城市大腦將原本分散在各個部門、相互孤立的數據資源聯通共享，通過創建一個高速運行的城市“CPU”（中央處理器），不斷地提升政府的服務效能，讓決策更科學、讓生活更美好，讓杭州正在變成一座數字化系統治理之城，讓杭州在競爭“中國智慧城市第一城”道路上大有一騎絕塵之勢。
杭州做為第一個提出并探究“城市大腦”的中國城市，杭州通過城市大腦完成了從“治堵”到“治城”，從“單一場景”到“綜合治理”的轉變和領域拓展。從治堵“工具”到治城“利器”，城市大腦變成支撐杭州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在智慧城市建設進入深水區的現階段，杭州的階段性勝利，讓城市大腦諸多智慧城市建設者在迷茫中的燈塔，為智慧城市以后的建設發展指引了方向。
北京的“海淀城市大腦”、上海的“城市大腦”、銅陵的“城市超腦”等愈來愈來的城市“類腦”項目落地實施，城市大腦變成前沿科技和產業的新一輪熱點。
雖說，各城市、企業，學術界，產業界關于如何規劃、設計、建設城市大腦的意見并不統一，但有一點是相通的，那便是創建一個“能思考、會感知、可協同”的數據中心，以此來打破智慧城市建設存在的數據孤島、煙囪林立等瓶頸。
3、城市大腦能否強勢“破局”
杭州城市大腦的出現的確讓杭州在智慧城市建設上走在前列，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杭州有意無意地跨過了許多智慧城市發展道路上的“坑”。城市大腦只是實現城市治理的一個工具，也許以城市大腦為核心是將來很長一段時間智慧城市主流模式，但現階段包括杭州城市大腦在內的所有城市腦項目，都處在傳統治理和數字化治理的過渡期，或者說轉型期，還需要不斷地升級和迭代，以適應新的發展需求以及新的問題。
此前，杭州市委發布了《關于做強做優城市大腦打造全國新型智慧城市建設“重要窗口”的決定》，明確指出發展目標：
到2022年，信息孤島基本消除，公共數據資源實現共享，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感知、分析、決策能力取得突破，城市運轉的數字化映射實時呈現，城市精細化治理水準邁上新的臺階；
到2025年，城市大腦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實現全方位、全市域的綜合性應用，形成對城市總體狀態的實時感知、全局分析和智能處理，推進公共資源高效調配、城市運轉效率大幅度提升；
到2035年，城市大腦深度融入到市民群眾日常生產生活，同數字化賦能城市治理相對應的體制機制全面確立，城市大腦成為杭州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獨特標識。
不難看出，杭州在數據孤島等智慧城市建設共性問題也無法獨善其身，即便有杭州政府這般的大力支持與推進，城市大腦在進行資源整合和數據信息聚集時仍會遭遇非常大的阻力，數據壁壘仍然存在。
這背后涉及到的不單單是簡單的數據共享的問題，更是涉及到各系統、部門之間的組織結構與權力邊界的問題，數據開放更深層次的是各職能部門的權力稀釋，因而，存在阻力也并不難理解。
杭州這般，其它地方更甚，我相信沒有哪個城市能夠確保對智慧城市建設的支持力度比杭州還要大，各地大數據管理局或者大數據中心，在各地的政府中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又有多少話語權，能否駕馭和協調的各職能部門來滿足城市大腦需求，恐怕要畫上一個問號。
因此歸根結底，城市大腦只是一個工具、手段，用這個工具來縱橫捭闔的終究還是人，城市大腦能否成為智慧城市建設“破局”的鯰魚，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作為承載著眾多期望的城市大腦，無疑是現階段的最優解之一，同時城市“類腦”的概念也釋放了一個信號，智慧城市的建設最終必須要回歸于人，以人的問題為導向，智慧地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人需求的精細化治理的、智能的、綠色的、宜居的智慧城市。